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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全球的公民参与呈普遍上升之势

61岁的Ortwin Renn是斯图加特大学环境社会学与科技评估学教授、风险管理与可持续技术发展跨学科研究部主任。他从2007年开始兼任挪威斯塔万格大学（Stavanger University）综合风险分析学教授，2009年开始任哈尔滨工业大学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Renn是在公民参与下解决争端过程中著名的调停人和顾问。

公民要求在影响他们社区的问题中拥有更多参与权是否是全球趋势？

Renn：全世界有越来越多的人居住在人口密集区，这意味着他们互相依赖的程度也越来越高。一个人的行为会影响到其他人。基础设施项目往往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受益群体与风险承担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后者会质疑，为何别人受益，而要自己来承担不利后果。还有一个问题，即便是专家学者们，他们对于某个项目的目标和细节也常常会有不*意见。这样一来，他们的知识在调解过程中发挥不了任何作用，因为每个人都各持己见，强调自己认为有用的方面。在很多情况下，专家评估出的风险与公众主观想象的风险之间会存在差距。如果没有人出来解决这种问题，公众中就会滋生不信任情绪。很多人还会感到自己的生活被自身无法控制的力量所左右，因此他们会奋力捍卫自己的权益，反抗他们认为被强加于自身的一切事物。最后一点，随着相关个体的教育和经济层次的提升，其参与决策制定过程的愿望也会变得更强烈，尤其是在事关切身利益的决策制定中。

甜蜜的合作

南南合作使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从中获益。西门子印度公司帮助西门子肯尼亚通过这样一个项目，在乌干达修建了一座生物质发电厂。

黎明的寂静被打破，温暖的阳光洒在葱葱郁郁的群山之上。赤足的孩子们在木屋之间捡拾柴火。乌干达国歌《噢，乌干达，美丽的国土》被用来形容埃尔冈山的自然之美毫不夸张。埃尔冈山是一座跨越乌干达和肯尼亚边境的死火山。但是当夜幕降临后，自然之美被浓浓的夜色严密遮盖——非洲的“绿珍珠”正面临着严重的电力短缺。

乌干达国家环境管理局表示，该国有超过90%以上的人口无电可用。目前的峰值电力需求约为400兆瓦。与乌干达人口总数差不多的加拿大的峰值电力需求是其250倍之多。在乌干达，水电所占比例超过了四分之三。当2006年非洲最大的淡水湖维多利亚湖遭遇50年来最大旱情时，乌干达就面临着非常严峻的电力短缺局面。这不仅威胁着渔民的生活，同样严重影响了乌干达的工业。

利用甘蔗发电。鉴于这些情况，乌干达政府制定了一项能源战略，其中包括基于生物质的热电联产电厂，这种电厂能为制造过程同时提供电力和热能。乌干达最大的蔗糖生产商Kakira Sugar Works（KSW）就是这样的项目*。KSW离维多利亚湖边约有9万人的小镇Jinja有15公里。“KSW每天压榨3500吨甘蔗，并且想将日压榨量提升到6000吨。”西门子印度的一名项目经理Rani Sodhi说道。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甘蔗压榨后的甘蔗渣将在锅炉里燃烧，产生高压蒸汽，用来驱动工厂的压榨机并生产电能。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与来自西门子印度公司和西门子肯尼亚公司的专家携手合作。”KSW电气工程经理Ganeson Sundararaman说道，“我们对印度项目管理的实力坚信不疑，因为西门子印度公司执行过类似项目。在许多情况下，对于我们而言，与曾经面对过类似挑战的公司合作将更为轻松。具有类似发展模式的国家了解我们的问题所在并激励着我们。比如印度，30年前它是一个农业大国，但过去20年来，它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两位数。”

印度如今在非洲市场大展身手并不令人意外。在2011年印非峰会上，印度政府宣布了多个新计划，包括向2.2万名非洲学生提供奖学金，努力促进非洲基础设施的发展，以及计划投资7亿美元建设包括位于加纳的印非信息技术研究所等机构。

所有这些都是南南合作（SSC）的典型范例。南南合作是在上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当时77个发展中国家组成了一个松散联盟，追寻共同的经济利益和增强集团的政治影响力。今天的南南合作签订了许多契约，包括债务减免和贸易协定以及技术交换协议。

“Kakira合作”将西门子印度和西门子肯尼亚团队的专业知识融合在一起。“我们的目标是设计整个热电联产项目，监督项目的实施。” Sodhi指出，“西门子肯尼亚主要负责电厂设备安装和现场协调。来自印度的五个团队成员经常前往Kakira，并与肯尼亚的同事经常联系。”这个热电联产电厂帮助KSW实现了电力自给自足，并通过新铺设的电力线向乌干达国家电网输送14兆瓦的电力。KSW正在计划到2012年7月将其日压榨量增加至1.2万吨，将并网电能增加至32兆瓦。除这些益处外，Kakira扩建工程通过利用可再生资源发电，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并使农民增加种植甘蔗，增加了偏远地区的收入。这个项目中西门子南南合作就是甜蜜的成功——是未来合作的*。

我们是否需要一股能够抗衡公权的公众力量？

Renn：德国同几乎所有其他代议民主制国家一样，体制运转得很好。但是，当决策影响到个人利益时，我们的政治体制往往不能处理。那些受到决策不利影响的群体通常看不到相关方面考虑到他们的利益，也不会理解为何制定这样或那样的决策。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解散公权，但是如果公民能够直接参与决策，尤其是在地方事务上，这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这不是抗衡，实际上它是一种双赢。公民有了表达呼声的渠道，而对于具备稳固民主基础的项目，政府部门也会赢得更多的公众支持。对话能带来透明度；通过对话，受影响的公民得以向决策制定者表达民意，以及澄清开放性问题。公民参与过程允许人们参与进来，共同努力找到解决方案。

在公众认同方面，参与是否就是一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呢？什么情况下采用参与的办法才行之有效？涉及到地方风电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或者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决策时？比如说是否留在欧元区的问题。

Renn：世界越是复杂，人们就会越固守自己熟悉并且认为有价值、很重要的方面。这也就是说，任何影响到个人自身或其所处环境的改变，在初期都会受到质疑。同时，对于复杂的问题，你要向公民开放信息。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每一个参与过程都不应该附加任何先决条件，而留有改变和新思路的余地。简单的非此即彼的决策通常无益于参与过程。任何寻求不经协商便获通过的人，都不应该去参加公民参与过程，公民参与本身的含义就在于影响决策制定过程。最后，这还涉及到对人性的认识问题。如果你认为人们只会关心自己的个人利益，你就会对公民参与有质疑。但是如果你认为人们整体上还是能够着眼于大局的，如果你给他们足够的时间来思考、反思，如果你为他们提供所需的信息，那么你就会发现公民参与是很有益的事。这正如先哲老子所说的：“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

哪些公民应该参与到决策制定过程中？

Renn：视情况而定。如果问题是局部的，就应该让直接受影响的人参与决策制定过程。但是如果问题涉及到更广的范围，则更适宜选择不代表任何一方利益的人来参与，因为他们可以公正地考虑和衡量所有争议，比如审判程序中的陪审团。

您如何在自己的项目中选择公民参与者？

Renn：有三种方式来进行选择。我们邀请受影响群体的代表、征集志愿者或者从受影响地区随机选择参与者。有时我们也将这三种方式结合起来。当然，如果参与者们观念开明，乐于接受新事物，而不是抱着不惜一切代价捍卫自己立场的态度而来，那么事情就会简单得多。

您认为什么样的参与过程才算是成功？

Renn：成功与否并不取决于某项措施是否最终得到实施。公平是个很重要的因素。每个人都应该有参与的机会，所有公民都应该享受同等的权力，履行同等的义务。尤其是在解决复杂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确保每个人对背景知识的了解是同步的。正因如此，我们才从信息沟通会开始着手。只有政府对公民给予一定程度的行动自由，确保他们的建议得到实施，公民参与才有意义。最后，参与过程的利弊之比应该合理。

在未来，互联网是否会使参与过程更简单？

Renn：这要一分为二地去看。社交网络使我们能够更快地组织此类过程，并且触及更广泛的人群。但是虚拟论坛永远无法取代面对面的对话，因为随着讨论的深入，它往往会变得非常动态、复杂，而直接的接触可以更好地调整形势。如果想要做出均衡的判断，这一点很重要。

从国际上看，未来的公民参与将走向何方？

Renn：经合组织成员国将扩大公民参与，在此过程中，公民对多种方案加以权衡，考量潜在的后果，最终向政府提出建议。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新兴的中产阶层将越来越多地寻求参与权，至于在现有政治体制下参与过程如何实施则尚待观望。

德国是否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

Renn：当然可以。比如我们可以借鉴瑞士的经验，不过巴西等国也有很值得借鉴的地方。重要的是，各方以善意的心态坐在一起，并且有明确界定的职责范围、清晰而有组织的流程，还要有专业人士的支持。

我们假设一下现在是2020年，德国扩建本国电网所需的4000公里输电线路多数已经完成修建。这是如何实现的？

Renn：如果能实现，那应该是因为公共利益战胜了私心。这样的结果表明大部分人认识到为了实现所需的能源体系转型，这是必然之举。受影响的群体应该是在初期便参与到该过程中，当局应该倾听他们的声音。但是鉴于目前的时间压力，要实现这个愿景并不是件容易的事。